显庆六年，春，长安城内的柳絮如往年般纷飞，太极宫中的气氛却与往日有了微妙的差异。帝国的车轮依旧沿着既定的轨迹隆隆向前，但驱动这巨轮的核心，正悄然发生着一些不为外人所察的变化。
年初，一种名为“风眩”的宿疾，更加频繁地侵袭着年仅三十三岁的天子李治。此疾发作时，天旋地转，头痛欲裂，尤以目疾为甚，视物模糊，甚至暂时失明，无法披阅奏章。这对于一位立志要做太宗皇帝那般励精图治的君主而言，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与折磨。御医署束手无策，汤药针灸，仅能稍作缓解。
一次严重的发作后，李治躺在龙榻上，眼前一片昏花，耳边是群臣议事隐约的嘈杂，心中充满了无力与焦躁。他深知，帝国政务繁巨，征伐、漕运、吏治、刑狱……千头万绪，一日不可停滞。在病榻的辗转反侧与清醒时的深思熟虑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。
他将武皇后召至榻前，握着她温凉的手，语气带着疲惫与不容置疑的信任：“媚娘，朕此疾缠身，恐难躬亲庶务。太子年幼，难当大任。卿聪慧明敏，素晓朕心，自今日起，百司奏事，皆由卿详阅处置，若有疑难，再报朕知。”
这番话，并非一时兴起的权宜之计，而是正式将帝国的日常行政决策权，委托给了与他并肩作战、历经风雨的皇后。武皇后跪伏在榻前，眼中含泪，并非全然是做戏，其中亦有对夫君病体的担忧，以及感受到这副千钧重担时的复杂心绪。她深知此举将引来何等瞩目与非议，但更明白，此刻她不能推辞，帝国需要稳定，陛下需要她。
“臣妾定当竭尽驽钝，为陛下分忧，必使政务无阙，江山永固。”她的声音清晰而坚定。
自此，一道无形的帘幕，在太极殿的御座之后悄然垂下。虽无垂帘之形，已有听政之实。每日，文武百官的奏疏如常呈送两仪殿，但批阅朱笔、拟定意见之人，已悄然变成了武皇后。她坐在御书房内，案头堆积着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文书，从边疆军报到州县刑名，从漕运钱粮到官吏考绩，她皆需一一过目，斟酌批示。
起初，她极为谨慎。对于军国要务、高品官员任免等核心权力，她绝不轻易独断，必定在李治精神稍好时，详细禀报，共同商议。她批示的奏章，用词精准，引据得当，既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，又处处维护皇帝的最终权威，常使病中的李治览后深感慰藉，愈发放心。
她的政治天赋在此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她记忆力超群，对经史典籍、律法条文信手拈来；她思维缜密，能迅速抓住政务的核心要害；她处事果决，对于积压已久的难题，往往能提出切中肯綮的解决方案。朝臣们很快发现，这位深居后宫的皇后，其对朝政的理解与处理能力，远超他们的想象。许敬宗、李义府等亲信自然更加趋奉，而一些原本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的官员，在见识到皇后批阅的文书后，也不得不收起轻视之心。
初夏时节，李治的风眩症略有缓和，或许是太医的调理起了作用，亦或是暂时摆脱繁重政务后身心得以舒缓。他决定巡幸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。并州是帝国的北都，更是武皇后的故乡，李治此行，既有巡边察吏的意图，也饱含着对皇后的荣宠与慰藉。
帝后鑾驾抵达并州，盛况空前。武皇后回到了这片生养她的土地，心境自是不同。她以皇后的名义，在晋阳宫内盛大宴请武氏亲属、故旧以及并州当地的耆老、勋贤。宴席之上，珍馐美馔，觥筹交错。武皇后亲自执壶，为族中长辈敬酒，叙说家常，追忆往昔，情真意切，令在场之人无不感怀。
更重要的是，她借此机会，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身权力基础的政治动作。她以“褒奖贤德，敦睦风俗”为由，奏请皇帝，特别授予并州地区年长的妇女，尤其是那些有德行、子孙显赫或有守节之名的老妇，以“郡君”、“县君”等内命妇爵位，并赐予丰厚的粟帛赏赐。这一举措，打破了以往此类荣誉多集中于贵族官僚女眷的惯例，将皇恩直接播撒至民间，极大地赢得了并州乃至更广大地区基层民众，特别是妇女阶层的好感与支持。她们感念皇后的恩德，将其视为女性的荣耀与依靠，这种来自民间的声望，成为武皇后权力结构中一块独特而坚实的基石。
同时，她对武氏家族成员也进行了封赏和安排，或加官进爵，或联姻望族（尽管是新兴的《姓氏录》望族），进一步编织、巩固了以她为核心的外戚势力网络。并州之行，看似衣锦还乡的荣光，实则是武皇后一次极为成功的政治布局，将她的影响力，从长安的宫闱，深深地扎根于故乡的土壤，并辐射向更广阔的民间。
就在帝后巡幸并州，享受短暂安宁之时，帝国东线的战争机器，已然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吼。灭亡高丽的战略，进入了关键的第二步——先行剪除其羽翼百济。
百济，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，与高丽、新罗鼎足而立。其王扶余义慈，晚年昏聩，权臣擅命，且与高丽勾结，屡屡侵扰唐朝的盟友新罗。新罗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向长安。李治与武皇后决策已定，任命刚刚平定西突厥、威震天下的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，率水陆大军十万，跨海东征，务求一举荡平百济。
显庆六年（660年）三月，苏定方誓师出征。唐军舰队自莱州（今山东掖县）扬帆东渡，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，展现出大唐无与伦比的国力与军威。
八月，唐军于熊津江（今韩国锦江）口成功登陆。百济倾举国之兵，据守熊津江口，企图凭借地利，阻唐军于滩头。苏定方指挥若定，命步骑兵趁潮水上涨，强行抢滩登陆。唐军将士如下山猛虎，涉水冲锋，百济军据守的阵地瞬间被突破，阵亡数千人。唐军乘胜追击，直逼百济都城泗沘城（今韩国扶余郡）。
与此同时，新罗王金春秋亦派遣太子金法敏率新罗军五万，与唐军南北夹击。百济大将阶伯率五千死士于黄山（今韩国连山）之原阻击新罗军，虽浴血奋战，击杀新罗数将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全军覆没。阶伯战死，百济最后一道屏障被摧毁。
数日后，唐军与新罗军会师于泗沘城下。扶余义慈与其太子扶余隆知大势已去，仓皇弃城北逃。苏定方挥军围城，其孙扶余文思见唐军军容鼎盛，知抵抗无益，遂率左右缒城出降，百姓亦纷纷跟随，泗沘城不成而下。不久，扶余义慈、扶余隆等也被追兵擒获，百济宣告灭亡。此战自登陆至平国，不过月余，苏定方用兵之神速、唐军战力之强悍，令四夷震恐。
捷报传至并州行在，李治与武皇后大喜。李治虽在病中，亦精神为之一振。武皇后更是借此战果，在朝野内外进一步树立了自身参与决策、辅佐圣君的贤明形象。她与李治共同决策，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、马韩、东明、金涟、德安五个都督府，纳入大唐羁縻统治体系，遴选当地酋长、降将为都督、刺史，命郎将刘仁愿率兵留守熊津府城，安抚余众。朝鲜半岛的格局为之剧变，高丽陷入孤立，而此战的胜利，也直接引发了后来与日本介入势力爆发的白村江之战，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东北亚的政治格局。
就在对外征伐高奏凯歌之际，帝国内部，一桩涉及皇族成员的旧案，也到了最终了结的时刻。前太子、被降封为梁王的李忠，自被废黜后，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。巨大的地位落差与长期的恐惧，使得这位年轻人精神逐渐失常，行为怪诞。他时而惊恐万状，认为有人欲加害于他；时而又模仿妇人服饰，言行无状；更有甚者，他竟私下延请巫觋，占卜吉凶，祈求自安。
这些行为，在太平时期或可被视为失意皇子的癫狂，但在权力交接敏感、尤其武皇后已深度执掌朝政的背景下，却极易被解读为心怀怨望、意图不轨。其种种“异常”举动，被看守他的官员一一记录在案，密报长安。
武皇后与李治览报后，态度或有不同。李治或许念及父子之情，心中尚有几分不忍与叹息。但武皇后的考量则更为冷静与现实。李忠的身份太过特殊，他是废太子，曾是帝国法统上的继承人，即便被废，其血统依然具有潜在的号召力。他的任何“异常”，都可能被残余的反对势力所利用，成为动摇国本的火种。尤其是在她刚刚开始全面接手政务，权威尚需巩固之时，任何潜在的风险都必须被扼杀在萌芽状态。
最终，出于维护政局稳定、杜绝后患的考虑，帝后达成一致。下诏，将梁王李忠废为庶人，流放至更为偏远、戒备森严的黔州（今重庆彭水），囚禁于当年长孙无忌自尽的故宅。这一决定，冷酷而决绝，彻底清算了王皇后时代遗留的最后一个重大政治隐患，也向所有宗室成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：任何可能威胁到当前权力核心的行为，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。
而在帝国的北方边疆，战事亦未停歇。突厥降将阿史德枢宾，奉命平定契丹部落的叛乱。他发挥其熟悉草原作战的优势，迅速击溃叛军，并乘胜挥师东进，攻打与契丹互为唇齿的奚族。经过激战，唐军大获全胜，甚至俘获了奚族首领、松漠都督阿卜固，再次展现了唐军在北疆的绝对控制力。
军事与政治的杀伐决断之外，帝国的精神世界亦需要安抚与引领。佛教，作为当时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教，自然成为统治者凝聚人心、彰显仁德的重要工具。是年，一项盛大的佛事活动在东都洛阳举行——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。
法门寺佛骨，相传为释迦牟尼真身舍利，被视为护国佑民的无上圣物。将其从法门寺迎至东都，供奉于宫内，是一项极其隆重的国家典礼。武皇后对此事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忱与虔诚。她不仅亲自参与迎奉仪式的筹划，更做出了一个令世人为之动容的举动：她捐出了自己日常所用的大量寝具、服饰以及私蓄的金银珠宝，命能工巧匠将其熔铸，打造成极其精美奢华的金棺银椁，用以盛放和供养佛骨。
这一举动，蕴含了多重深意。于个人信仰层面，这或许是她寻求心灵慰藉、为皇帝夫君祈福健康的真诚表达。于政治层面，这则是向天下臣民，尤其是庞大的佛教信众，展示皇后母仪天下、慈悲为怀的德行。她通过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，将自己与护持佛法的“转轮圣王”形象联系起来，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声望与宗教权威，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帝国内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。金棺银椁的璀璨光芒，与边疆战场的刀光剑影，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复杂而多元的画卷。
百济的覆灭，如同砍断了高丽的一条臂膀。李治与武皇后并未满足于此，灭亡高丽，完成隋文帝、隋炀帝乃至太宗皇帝未尽之业，已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。在苏定方凯旋归来，百济故地初步稳定之后，对高丽发动最后总攻的筹备工作，便紧锣密鼓地提上了日程。
年末，李治与武皇后连续颁布诏令，进行全面的军事部署：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，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……各路大军，分进合击，水陆并进，目标直指高丽腹地。庞大的战争机器再次全面开动，粮草辎重从中原各地源源不断运往辽东。帝国上下都明白，一场规模远超平百济、旨在彻底改写东北亚格局的终极决战，即将拉开序幕。
显庆六年，就在这内政外交、军事宗教的纷繁交织中，缓缓落下了帷幕。这一年，是武皇后个人权力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。皇帝的病患，成为了她正式走向帝国政治前台的历史契机；并州之行，让她将权力的根系深植于乡土与民心；百济的灭亡，印证了她参与决策的英明与果决；对李忠的处置，显示了她在维护权力核心稳定上的冷酷与决断；而迎奉佛骨与备战高丽，则展现了她统筹全局、软硬兼施的高超政治手腕。
她已不再是那个需要隐藏在皇帝光芒背后的“内助”，而是真正成为了与皇帝并列、共享至高权柄的帝国统治者。她的意志，通过一道道诏书，影响着千万人的命运；她的目光，审视着从朝鲜半岛到西域戈壁的广阔疆域。尽管李治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主宰，但帝国的日常运转，已深深烙上了武皇后的印记。
站在洛阳宫新落成的明堂之上，武皇后眺望着远处天际最后一抹晚霞。宫中，供奉佛骨的梵唱声声入耳；宫外，调兵遣将的驿马蹄声急促。她感受着手中那无形却真实存在的权柄所带来的力量与责任。她知道，脚下的路还很长，高丽未平，吐蕃环伺，朝堂之上仍有暗流，皇帝的身体更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但她已然无所畏惧。她的智慧、她的意志、她的力量，都已在这场时代的洪流中淬炼至一个新的境界。凤凰，已然栖于帝国最高的梧桐之巅，其声清越，其影辉煌，天下为之仰止。一个更为宏大，也更为复杂的时代，正等待着她去亲手开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