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了亚瑟的话，格雷警长点点头，这一点他还是能看出来的。
小说里面描写的，可是真正的犯罪案件。
这里这个，顶多算是一些纠纷。
甚至，连金银财宝都没有偷。
只是，被这些可恶的记者们给恶意放大了。
亚瑟没有继续在这里多待，对于他来说，都不需要和脑子里看过的那些罪案相印证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，甚至可能是一个闹剧。
对方可能想要以此来引起注意。
甚至，对方的目的可能都不是那些资料。
可能都是身边人作案。
所以，他简单吧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格雷警长，让他们可以往这方面查查，破案速度会快一些，但是估计半天就差不多能有结果了，随即就离开了。
……
不过，显然，不管是报纸媒体，还是一些有心人，并不希望这件事情就这么快速结束。
就在亚瑟·柯林斯离开梅菲尔区的豪宅时，另一场针对他的“审判”，正在伦敦学术界的殿堂里，拉开帷幕。
阿尔弗雷德·巴顿教授，抓住了这个他认为天赐的良机。
一场公开讲座的海报，在短短半天之内，就贴满了大学的公告栏和伦敦各大俱乐部的门口。主题，起得冠冕堂皇，却又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攻击性：
《论通俗文学的道德沦丧及其社会危害性——兼评“梅菲尔模仿案”》
讲座当天，伦敦大学最大的阶梯讲堂座无虚席。
台下坐着的，远不止是学生。前几排，是来自《泰晤士报》、《每日电讯报》等各大报社的记者。人群中，混杂着忧心忡忡的家长、神情严肃的教士、以及大批被这起耸人听闻的案件吸引而来的伦敦市民。
下午三点整，巴顿教授身穿=学术长袍，走上了讲台。他面色肃穆，眼神中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沉痛，仿佛是来为整个伦敦的道德沦丧，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。
他没有立刻开讲，而是举起了一份当天的晚报，那上面，正是亚瑟被警探带入豪宅时，被记者抓拍到的照片。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”
巴顿教授的声音，通过讲堂精良的声学设计，清晰地传到每一个角落，“请看看这张脸。这张年轻的、本应充满朝气的脸。然而，就是这张脸的主人，用他那支被魔鬼蛊惑了的笔，为我们这个本就饱受罪恶困扰的城市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！”
全场鸦雀无声。
“我曾警告过！”
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充满了痛心疾首的控诉，“就在几周前，我就在报纸上撰文指出，《血字的研究》这种所谓的‘侦探小说’，本质上就是一本精美的‘犯罪教科书’！它不歌颂美德，不鞭挞邪恶，而是用一种令人作呕的、沾沾自喜的态度，去解构、分析、甚至……欣赏犯罪！”
“当时，有人嘲笑我危言耸听！有人说我是一个不懂变通的老古董！然而，事实呢？”
他将报纸重重地拍在讲台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巨响。
“事实是，墨迹未干，血迹已现！那个可怜的工业家芬奇先生书房墙壁上的‘RACHE’，那个用猩红油彩写下的复仇宣言，就是我所有预言的、最血腥、最必然的结果！”
他开始在讲台上踱步，言辞变得愈发激烈、愈发煽动。
“亚瑟·柯林斯先生，他或许没有亲手拿起撬棍，但他为罪犯提供了蓝图！他或许没有亲手涂抹油彩，但他为复仇者注入了灵感！他不是凶手，但他，是这场罪恶的教唆者！”
“教唆者”这个词，让的现场响起了一片的惊呼。
记者们的笔，在纸上疯狂地飞舞。
最后，巴顿教授走回讲台中央，张开双臂，做出了一个声泪俱下的呼吁：
“我在此，以一个学者、一个教师、一个伦敦市民的身份，呼吁所有尚有良知的人们，行动起来！抵制这部毒害我们孩子、污染我们社会的‘精神鸦片’！让它从书店的书架上消失！让它的作者，为他笔下释放出来的魔鬼，付出代价！我们必须用行动告诉世人，伦敦，这座伟大的城市，绝不欢迎这种为罪恶张目的文学！”
演讲结束时，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巴顿教授站在讲台上，享受着这迟来的胜利，眼中闪烁着复仇的快意。
……
阿尔弗雷德·巴顿教授的讲座，瞬间引爆了整个伦敦的舆论。
第二天，当亚瑟在早餐桌上展开《泰晤士报》时，巴顿教授那张义愤填膺的脸，几乎占据了半个版面。演讲的全文被一字不漏地刊登，而那个由他创造的、充满了恶意与毒汁的词汇——“犯罪教唆者”——则被用作了文章的标题，赫然印在了报纸的最顶端。
这篇文章，如同一篇战斗的檄文，吹响了向亚瑟全面进攻的号角。
连锁反应，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来得更快、更猛烈。
市场的寒流，最先吹进了出版社。
沃德·洛克公司主编斯托达特写给亚瑟的信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激动与狂喜，字里行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焦虑与恐慌。
“……坦普尔书店今早撤下了橱窗里所有的书，我亲自去找了经理，他对此深表歉意，但他说，他承受不住那些‘道德人士’的压力。这还不是最糟的，亚瑟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书商，已经发来电报，暂停了所有新的订单。公司的股东们……”
信的后半部分，潦草地划掉了几行，最后只剩下一句无力的哀叹，“……我们正面临一场风暴。”
如果说市场的反应还只是冰冷的数字，影响不算大，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则彻底引爆这场舆论风暴。
一位来自某家煽动性晚报的记者，用不知名的手段，突破了警方的封锁线，成功“采访”到了仍然惊魂未定的工业家，阿利斯泰尔·芬奇先生。
“芬奇先生，您认为一个普通的罪犯，能想出如此具有戏剧性的犯罪手法吗？”
在闪光灯的不断骚扰和记者充满诱导性的提问下，这位身心俱疲的受害人，最终对着镜头，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、却又致命的话。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罪犯是谁……”
芬奇先生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，“但我想，他那些疯狂的想法，总得有个来源吧……”
第二天，这句话被添油加醋地，用作了报纸的头版巨幅标题：《受害人暗示：罪行灵感源自小说！》。
这句所谓的“受害者证词”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它彻底坐实了亚瑟的“罪名”，将他从一个“有争议的作家”，钉死在了“道德罪人”的十字架上。
公众的愤怒，开始从单纯的讨论，转向对官方的施压。
无数市民写信给报社，言辞激烈地质问：“为何苏格兰场还不传唤小说的作者？难道要等他写出第二本‘杀人指南’吗？”
格雷格森警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，以“案件正在调查中，不便透露细节”为由，对媒体保持了强硬的沉默。他试图以此来保护亚瑟，为自己争取破案的时间。然而，在已经彻底失控的舆论场里，这种程序正义的沉默，却被民众解读为“无能”和“包庇”。
这种误解甚至带来了荒唐的现实后果。
一名巡警在调查东区的一起普通盗窃案时，那个丢了钱袋的店主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，他没好气地对警察说：“去问那个写书的先生吧！或许他能帮你们‘推理’出小偷在哪儿！”
当权威的沉默无法平息民众的焦虑时，民间的激进情绪便开始自我组织，寻找宣泄的出口。
由教会牵头，一个名为“道德净化联盟”的组织，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。
阴沉的天空下，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高举着粗糙的标语牌，上面的口号充满了宗教审判般的意味：“抵制魔鬼的墨水！”、“书籍不应培育屠夫！”。
他们高唱着圣诗，歌声中夹杂着愤怒的诅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