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，范仲淹中了进士。
关于这件事，有一段公案不得不说一说。
这一年的状元本来不是蔡齐。
殿试之后，考官定的第一名是一个叫萧贯的江西人。
但我们的寇相爷不干了——他觉得南方人太滑头，北方人才是正经好汉。（这是他的原话，可不是我瞎编的）
硬是说服宋真宗把状元换成了山东人蔡齐。
你看，一千年前就有地域歧视。
当然，这件事跟范仲淹没什么关系。
他考的是乙科第九十七名，离状元差着一堆人呢，连争论的资格都没有。
但对范仲淹来说，名次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他终于上岸了。
一个划了三年粥、苦读了十几年、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确定的人，终于拿到了大宋公务员的入场券。
虽然是最底层的那种。
范仲淹的第一份工作，翻译成现代话：广德市法院书记员，九品。
九品是什么概念？
宋代九品官的月俸大约十几贯钱，折合人民币大概三五千块。
你想想，一个月三四千块钱，在安徽广德这种地方，饿不死，但也别想过得有多体面。
而且这个“司理参军“还不是审案的法官，只是个负责案件调查、整理卷宗的低级办事员。
案件怎么判，得上级说了算。
说白了，就是个跑腿的。
范仲淹不这么想。
他到任之后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——跟领导对着干。
因为他审案太认真了。
“引囚讯问，皆得其情”
他提审犯人，每次都能问出实情。
这本事本身就够让人佩服了，但问题在于，他问出来的实情，经常跟知军（广德的一把手）想要的结果不一样。
不一样怎么办？
换了别人，也就算了。
领导说怎么判就怎么判，反正你一个九品小官，犯不着为了一桩案子得罪一把手。
范仲淹选择——不。
他抱着案卷去找知军辩论。
知军说：这案子这么判。
范仲淹说：不行，得那么判。
知军火了：我说这么判就这么判！
范仲淹说：不行。
知军“数以盛怒加之”——发了好几次飙。
范仲淹根本不为所动。
你发你的火，我讲我的理。你拍桌子，我就把法律条文搬出来。你把我轰出去，我明天再来。
最绝的是，范仲淹每次跟知军辩论完，回到住处，就把辩论的过程一字一句写在屏风上。
“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。”
记下来干什么？留证据。
等范仲淹离任的时候，那面屏风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，连个空隙都没有了。
你说这人是不是有些太轴？
是轴。
但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：他为什么要写在屏风上？他为什么不留日记、不留信件，偏偏写在屏风上？
很简单——因为屏风不太好搬走。
他走了，屏风还在。
下一个司理参军来了，坐在他的位置上，抬头就能看见屏风上的字——跟知军辩论的每一个回合，一清二楚。
这叫什么？
这叫传承。
他不只是自己跟领导杠，他还要让后来的人知道：你可以跟领导杠。而且有理有据地告诉你，怎么杠。
范仲淹一辈子都在做这种事——不只是自己干，还要让后来的人能接着干。
在广德干了两年多，范仲淹因为表现出色，升任集庆军（今安徽亳州）节度推官。
升官了，该高兴吧？
但离任的时候，范仲淹发现自己没钱。
连搬家赶路的盘缠都拿不出来了。
“贫止一马，鬻之，徒步而归。”
他全部的家当，只有一匹马。没办法，把马卖了，走回去的。
一个当了两年多官的人，离任时穷到要卖马步行。
不可思议吗？
在那个时代，地方官捞钱的方法海了去了。
收受贿赂、克扣俸禄、吃拿卡要、巧立名目。
只要你想，九品小官也能过上好日子。别说一匹马，就是十匹马也买得起。
不过我们的范大人没捞。
他穷，因为他该拿的拿，不该拿的一分不碰。
两年多，他审了那么多案子，经手了那么多钱粮，只要稍微灵活一点，何至于卖马？
但他偏不。
这种人，你说他迂腐也行，说他死板也行。
偏偏一千多年后，人们记住的不是那些上下其手猛捞的聪明家伙，而是这个卖马走路的人。
这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。
缺的反而是“不聪明”的人。
到了亳州之后，范仲淹做了一件他憋了二十多年的事——恢复本姓。
他上表朝廷，请求改回范姓。
从此，朱说彻底消失。世上只有范仲淹。
但注意一个细节。
范仲淹恢复本姓后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朱家的坏话。
他后来显贵了，还专门上奏，请求把自己得到的恩封回赠给继父朱文翰一官，又为朱家子弟请了异姓恩泽，帮他们解决求学和生活的困难。
范仲淹分得清是与非。
朱家兄弟那句“我自用朱氏钱，何预汝事”确实伤了他，但继父朱文翰对他“既加养育，复勤训导”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他没有因为被伤害过就全盘否定，也不会因为被善待过就假装没受过伤。
恩是恩，怨是怨。恩要还，怨可以放下但不必遗忘。
这是独属于范仲淹式的精准。
他好像一辈子都这么精准。
天禧五年，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。
又一个小官，但这次绝对算是个肥差！
负责监督两淮地区的官盐贮运和销售——用现在的话说，盐业局局长。
泰州靠海。
靠海本来是好事，可以晒盐，可以捕鱼，但这个海有个毛病——它时不时会发脾气。
海水倒灌，良田变盐碱地，房屋也没了，百姓流离。
唐朝的时候修过一道捍海堰，但年久失修，早就形同虚设。
范仲淹到任后，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。
“秋风暴雨，潮水涌入，沃土渐成盐碱，五谷不收，民多逃亡，远走他乡者三千余户。”
跑了三千多户人家！
人跑了，就意味着这片地方废了。
范仲淹直接去找上级——泰州知州张纶，建议重修海堤。
上报朝廷，朝廷也批了。
但修堤这件事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。
范仲淹呼呼啦啦招募了四万多民工，打算修一条一百五十里长的海堤。
七十五公里。开车都要一个多小时，全靠人扛肩挑。
而且这地方气候恶劣，动不动就狂风暴雨。
开工没多久，遇上大潮，刚修好的堤段被冲垮，民工淹死了不少。
一般这种时候呐，反对的声音就会准时报道了。
你范仲淹是不是折腾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修什么堤？死了人怎么办？出了事谁负责？
换了别人，可能就缩了。
毕竟死了不少人，舆论压力太大，万一再修再垮，那不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垮了？
范仲淹没缩。
他跟滕宗谅（就是后来请他写《岳阳楼记》的那位滕子京）一起，继续修。
滕宗谅这个人也值得一说。他当时是泰州从事，一个比范仲淹还小的官。
但这两个人凑在一起，就像两块石头碰在一块——硬碰硬，谁也不让谁。
修堤期间，范仲淹遭遇了人生中又一个打击——母亲谢氏去世了。
他不得不离开泰州，回家守丧。
但他走之前，把修堤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。
这条堤，当地老百姓叫它“范公堤”。
在此后近千年的时间里，一直保护着通州、泰州、楚州一带的所有百姓，遗址至今犹存。
一个人的名字，能跟一条堤绑在一起一千年。
中国历史上修过多少堤坝？有多少人记住了修堤人的名字？
但范公堤，让所有人记得范仲淹。
因为他修这条堤的时候，不是为了政绩，不是为了升官，是真的心疼那些被海水冲得无家可归的老百姓。
你将百姓放在心里，百姓把你高高举起。
守丧期间，范仲淹也没闲着。
天圣五年，他给朝廷上了一封万言书。
一封——万——言——书！
你要知道，此时范仲淹是什么身份？一个正在守丧的前盐仓监，品级低到朝廷可能都没几个人知道他叫什么。
他给朝廷写万言书，相当于一个基层办事员给国务院写了一万字的改革方案。
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？
他自己给的。。。
这封万言书的核心内容是六条改革主张：“固邦本，厚民力，备戎狄，重守令，择将帅，修武备。”
我来翻译一下：国家根基要稳固，百姓生活要改善，边防要早做准备，地方官要选好人，将领要选对人，军备要加强。
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北宋的痛处。
这封万言书被送到了宰相王曾的手里。
王曾看完，大受震动。他转头跟晏殊说：这人你得推荐啊。
晏殊，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名字。
十四岁以神童举赐进士出身，当时的文坛大佬，后来的宰相。
他比范仲淹还小两岁，却已经是兵部侍郎兼秘书监、资政殿学士了。
晏殊看了看范仲淹的万言书，也觉得好。于是向朝廷推荐，范仲淹被召入京城，出任秘阁校理。
这一年范仲淹四十岁。
秘阁校理是什么？皇家图书管理员。
听起来不怎么体面，但这个位置有一个巨大的好处——可以经常见到皇帝。
宋代制度，秘阁校理虽然品级不高，但属于侍从官，有资格参加朝会，有机会跟皇帝面对面。
换句话说，范仲淹终于拿到了话筒。
然后他干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。
天圣七年，范仲淹上了两道奏疏。
第一道：劝阻宋仁宗率百官给刘太后祝寿。理由是皇帝带着大臣给太后磕头祝寿，不合礼法。
第二道：《乞太后还政疏》。直截了当——请太后把权力还给已经成年的皇帝。
此时的刘太后已经垂帘听政多年，宋仁宗都二十岁了还没亲政。
朝中大臣人人心里有数，却没人敢说。
太后手握大权，得罪她的人下场都不太好。
整个朝廷，鸦雀无声。
范仲淹站了出来。
你想想这个人的履历——划了三年粥的穷书生，当了十几年基层小官，四十岁才进京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上疏怼太后。
他是不是疯了？
没有，他非常清醒。
他清醒地知道这件事的后果——得罪太后，轻则贬官，重则没命。
但他更清醒地知道，这件事必须有人做，如果所有人都不做，那这个国家就彻底完了。
晏殊慌了。
他可是范仲淹的推荐人。
范仲淹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，万一太后追究起来，他这个推荐人也跑不了。
晏殊把范仲淹叫来，狠狠骂了一顿。
范仲淹没有辩解，但回去写了一封长信给晏殊。
信里有这么一句话：
“事君有犯无隐，有谏无讦。杀其身，有益于君则为之。”
侍奉君主，宁可冒犯也不能隐瞒。宁可进谏也不能谄媚。如果杀了我能对君主有益，那我就去死。
你看，这话不是冲动说的。他不是没想过后果，他是想过了，想得很清楚，然后做了选择。
结果呢？
我们的传奇大女主没有杀他。
不过也没多客气。
硬骨头范仲淹大人被贬出京城，去河中府当通判了。
进京，出京。
在京城待了不到两年。
但别急，这只是第一次。
明道二年，一代传奇大女主刘太后驾崩。
宋仁宗终于亲政，他把范仲淹召了回来，任命为右司谏——专门负责提意见的谏官。
这很有意思。
范仲淹因为提意见被贬出去，仁宗把他叫回来，又给了他一个专门提意见的官。
仁宗大概是这么想的：太后在的时候，你敢怼太后，说明你是个忠臣。现在太后没了，你就来帮我吧。
但范仲淹很快又给仁宗出了个难题——仁宗要废皇后。
郭皇后的事我们在上一卷已经说的很清楚了。
废后这件事，在古代是很大的事。
皇后不是想换就换的，她背后代表的是整个朝廷的礼法秩序。
但仁宗铁了心要废，大臣们大多不敢反对。谁敢管皇帝的家务事？
范仲淹敢。
他带着一群谏官冲到垂拱殿门口，要求面见皇帝，奏明郭皇后不可废。
仁宗没见他。
直接下令，把范仲淹贬出京城，去睦州（浙江建德那一带）当知州。
这是他第二次被贬。
第一次是因为怼太后，第二次是因为帮皇后。
你发现没有？他谁的面子都不给。
太后的面子不给，皇帝的面子也不给。
只要他觉得不对，他就说。
这不叫勇气，这叫……算了，这确实叫勇气。
我不得不停下来说几句。
范仲淹的早年仕途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从头到尾都在得罪人。（怎么那么像寇相爷呢）
在广德，得罪知军。在京城，得罪太后。第二次进京，又得罪皇帝。
正常人被贬一次就长记性了，他不。他被贬了两次，一点记性都不长。
不是他不懂人情世故。
你看看他怎么处理朱家的事，这个人精明得很，该圆滑的时候比谁都圆滑。
但他就是不肯在“对错”这两个字上让步。
你可以说他轴，说他不会做人，说他活该被贬。
但在范仲淹生活的那个时代，北宋看起来太平，实际上已经病的不轻了。
我们上一卷说过的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，国库空虚，边患不断，官僚系统腐败低效。
所有人都看得见，但所有人都不说。
可是我们的范大人一次不够说两次。
贬了我？没关系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还是会说。
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受欢迎。
但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种人。
好了，他还有第三次。不过那要留到后面再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