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祐三年，范仲淹被贬饶州。
送行的人站在城门外，举着酒杯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：
“此行尤光。”
范仲淹听完，笑了。他说：“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。下次如再送我，请备一只整羊，作为祭。”
这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已经被夸了三回了，再贬一次，你们干脆给我办个丧事算了。
说罢大笑，上车走人。
送行的人也笑了。
这是范仲淹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笑。
在所有的苦涩里，他偏偏挑出了最光亮的那一点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笑话。
这就是“三光”的由来。
第一次被贬，同僚送行，说“此行极光”——极为光彩。
第二次被贬，同僚又送行，说“此行愈光”——更加光彩。
第三次被贬，同僚再来送行，说“此行尤光”——尤其光彩。
贬一次，光一次。
再贬，再光。
越贬越光，越光越贬。
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
第一次被贬的事，上一章说过了。
范仲淹走了。带着一肚子的话，去了河中府。
第二次被贬的事，因为郭皇后，也说过了。
范仲淹又走了。同僚们第二次在城外设宴饯行，说“此行愈光”。
第三次被贬，才是重头戏。
景祐三年，范仲淹回到了京城，官拜吏部员外郎、权知开封府。
开封府是什么地方？京城啊。大宋首都，天子脚下。
权知开封府，相当于首都市长了。
范仲淹在开封府干得漂亮。整顿吏治，重审冤案，京城治安焕然一新。
民间传唱：“朝廷无忧有范君，京师无事有希文。”
但范大人眼睛里揉不进沙子。
他在开封府看了一圈，发现了一个大问题——宰相吕夷简。
吕夷简此时独相多年，权倾朝野。用人全凭自己喜好，升官的大多是他的人。
朝中六部、台谏、地方要职，处处有吕夷简的亲信。
这些人有没有本事另说，但有一条是确定的。
他们对吕夷简忠心耿耿。
范仲淹决定出手。
他花了大量时间调查，绘制了一张“百官图”。
这张图把朝廷官员的升迁路径画得清清楚楚：这个人是按资历正常升上来的，这个人是破格提拔的，这个人的升迁合理，这个人的升迁有猫腻。
一目了然。
范仲淹拿着这张图去见仁宗，指着图上的标记，一条一条的讲。
“如此为序迁，如此为不次。如此则公，如此则私。”
翻译：这是正常升迁，这是越级提拔。这是公正，这是以权谋私。
然后他补了一句：“进退近臣，凡超格者，不宜全委之宰相。”
高级官员的升迁，不应该全由宰相说了算。
这句话才是要害。
范仲淹等于在皇帝面前说：你手下这个宰相，把人事权全攥在自己手里了，咱们要把权力收回来。
吕夷简勃然大怒！
但他没有正面回应百官图的内容——回应不了啊。
图上的数据全是事实，他没有办法说“没有这回事”。
他换了一个打法。
吕夷简反讥范仲淹“迂阔，务名无实”。你这个人迂腐得很，就爱博名声，没有真本事。
范大人却硬的让他差点心脏病发。
连上四章：《帝王好尚论》《选贤任能论》《近名论》《推委论》。
从理论到实践把吕夷简批了个底朝天。
最后一篇里还加了猛料。
“汉成帝信张禹，不疑舅家，故有新莽之祸。臣恐今日亦有张禹，坏陛下家法。”
张禹，汉成帝的师傅，表面上忠厚老实，实际上对王莽篡权视而不见，最终导致西汉灭亡。
范仲淹把吕夷简直接比作张禹——你在祸害赵家的天下。
这已经不是批评了，这是宣战。
吕夷简终于亮出了底牌。
他给范仲淹定了三条罪：“越职言事，离间君臣，引用朋党。”
你管的是开封府，人事任免轮不到你说话。
你挑拨皇帝和宰相的关系。
你拉帮结派。
这三条里，最毒的是最后一条。
“朋党”这两个字，在大宋一朝是致命的。
宋太祖立国以来，最忌讳的就是大臣结党。
你批评宰相可以，你提意见可以，但你拉一帮人跟朝廷对着干？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。
吕夷简这招极其高明——他先给范仲淹扣上“朋党”的帽子，这样所有为范仲淹说话的人，就都成了“朋党”的同伙。
谁还敢开口？
仁宗选择站在了吕夷简这边。
范仲淹被贬饶州。
但吕夷简算错了一件事——他以为“朋党”这顶帽子能吓住所有人。
吓不住。
范仲淹被贬的消息传开，三个人站了出来。
第一个，余靖。
余靖是秘书丞，一个不大不小的官。
他上书皇帝，说范仲淹批评大臣，就算说错了，你听不听就是了，怎么能定罪呢？陛下亲政以来，屡次驱逐进言的人，这是要堵天下人的嘴啊。
结果：余靖被贬筠州，监酒税。
第二个，尹洙。
尹洙是太子中允。他上书说，范仲淹是我的师友，也推荐过我，他既然有罪，我愿意一同受罚。
这话也说得够硬。
结果：尹洙被贬郢州，监酒税。
第三个，欧阳修。
欧阳修当时是馆阁校勘，品级比前两位还低。
但他做的事最猛——他没有直接上书皇帝，而是写了一封信给谏官高若讷。
高若讷是当时的右司谏。
按理说，谏官的职责就是帮受冤的人说话，可高若讷非但不帮范仲淹，还跟着踩了一脚，说范仲淹该贬。
欧阳修的这封信，叫《与高司谏书》，后来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。
信里有这么一句，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。”
你简直不知道这世上还有“羞耻”这两个字。
这话的杀伤力，一千年后读着都脸红。
高若讷的反应是把这封信交给了皇帝。
毫无意外，欧阳修随即被贬夷陵（宜昌地区）。
四个人，全贬了。
范仲淹、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。
后来又有个叫蔡襄的年轻人，写了一组诗叫《四贤一不肖诗》——四个贤人，一个无耻之徒（指高若讷）。
这组诗在京城传抄，士民争读，据说还传到了辽国。
辽国人看完直摇头：宋朝还有这种人物？
范仲淹辗转到了饶州，这日子并不好过啊。
吕夷简还在台上，范仲淹的支持者全部被清洗，朝中几乎没人敢跟他来往。
饶州是个偏远小地方，从京城到这里千里之遥，信息闭塞，孤立无援。
这时候，一个老朋友寄来了一篇文章。
梅尧臣！
北宋著名诗人，跟范仲淹交情深厚。他写了一篇《灵乌赋》，寄到饶州。
梅尧臣的意思是：你就像一只乌鸦，你一叫，人家就嫌晦气。你叫了三次，被赶了三次，还没长记性？以后别叫了，安安静静待着吧。
这话说得苦口婆心。梅尧臣是真关心范仲淹——你再这么搞下去，不是被贬的问题了，可能命都保不住。
范仲淹回了什么？
他也写了一篇《灵乌赋》。
八个字。
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”
宁可叫着死，也不闭嘴活。
这八个字，掷地有声。
我在今天读来，依然让人起鸡皮疙瘩。
范仲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他不是不知道闭嘴就能平安——他太知道了。
划粥断齑的时候他忍得了苦。
拒绝好饭好菜的时候他忍得了馋。
看见金子银子不动心的时候他忍得了穷。
他什么都能忍，唯独一件事忍不了。
面对不对的事情，让他闭嘴。
这个忍不了，跟胆量无关，跟性格关系也不大。
它是一个人内在的操作系统决定的。
你可以管它叫信仰，也可以管它叫底线，甚至可以管它叫轴。
但不管你怎么叫，它就是那个东西——让范仲淹真正成为范仲淹的东西。
梅尧臣看完回信，沉默了。
他知道自己劝不住。
这个世界上有些人，你给他指一条明路，他会谢你，然后继续走自己那一条路。
不是他不知道另一条路更好走，是他走不了。
范仲淹就是这种人。
“三光”的故事听起来很痛快——被贬了还被夸，越贬越光荣，多提气啊。
但我想说点不提气的。
范仲淹三次被贬，每次离开京城，都有人送行，都有人叫好。叫完好了呢？
该干嘛还干嘛。
第一次被贬后，刘太后继续听政，直到她去世。
第二次被贬后，郭皇后仍旧被废了。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死了。
第三次被贬后，吕夷简继续当宰相，继续用自己的人。
换句话说，范仲淹三次拼命，换来三次彻底失败。
该争的没争回来，该拦的没拦住，该揭发的也没改变。
那“三光”有什么用？
用处不在当时。
范仲淹第一次被贬，满朝文武看到——有人敢说真话。
第二次被贬，更多的人看到——说真话的人还敢再说。
第三次被贬，全天下人都看到——说真话的人说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被打了三次，他还在说。
这种东西是具有超强传染性的。
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、蔡襄，这些人站出来，不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勇敢，是因为他们看到范仲淹站在那里，觉得自己也应该站上去。
一个人敢说，就有人敢跟。
一个人跟了，就有更多人跟。
最后声音大到连辽国都听见了。
这就是“三光”真正的意义——每一次被贬，都像一束光，照亮的不是范仲淹自己，而是他身后那些同样想说话却不敢说的人。
光一次不够亮，就再来一次。还不够，再来。
三次之后，北宋的士大夫风气变了。
用《宋史》的话说——“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。”
那帮读书人开始崇尚风骨了。
从一个人，到一群人，到一个时代。
这一切的起点，不过是一个九品小官抱着案卷，跟领导死磕。
我忽然想到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。
范仲淹这种人，有点像一面镜子。
平时没人注意镜子在哪儿。
但当你走到它面前，你不得不看清自己——我是那种敢说话的人吗？我是那种会站出来的人吗？如果范仲淹在我这个位置，他会怎么做？
大多数人的答案是：我不会像他那样。
但少数人的答案是：他可以，我也许也可以。
我们下一章再见。